五、不同思维方式下的科学形态

    “科学”，science一词源于西方十七世纪，最初由special转义而来，含义为专门与分科之学。牛顿创立经典力学，波义尔确立化学时，也只有“自然哲学”，并无所谓“科学”。如今，究竟什么是科学，依然聚讼纷纭，或许，这正说明“科学”乃属于人类实践的历史范畴，其自身的发展总是不断突破原有定义的限定。

    如果我们将科学看作人类认识自然，探索自然界普遍规律的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创立的知识系统，而不是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唯一规范或标准。那么，不同的思维方式与学问体系，产生不同类型与发展道路的科学，应是合乎逻辑的。

    显然，西方近代科学是概念思维最显精彩和特色处，文艺复兴后，继承古希腊原子论及其逻辑、数学传统，借助当时中国技术成果，西方人以其勃发的创造性和自由精神，发挥了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思维优势，完成了理性与经验的结合，创建了近代机械论科学。以牛顿力学为范例，逐渐形成以物质为基石，坚守主客二分、价值中立，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原则的近代科学规范，并发展出一套公理化数、理体系与可控实验系统，促使西方迅速实现机械化，并将整个人类推向了工业时代。“武器的批判”几乎击败并遮蔽了所有非西方文明的“科学”及其成就，从此，西方近代科学成为人类探讨自然规律的唯一标准与普世真理。

    然而，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已开始转向，相对论、量子力学，特别是系统科学的兴起和发展，已使西方科学发生重要的规范转换，原来的“小赛先生”成长为“大赛先生”。科学的世界图景，由无生命的原子或机器，转变为系统的生成过程。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许多西方前沿科学家已看到概念思维的局限，贝塔朗菲曾指出：“我们主要关心可度量的质，可分的单元，可能是由印欧语系所决定的。… 我们的思维方式明显地不适合处理整体和形式（形态）问题。” “处于别的文化中的人类…，可能有根本不同类型的科学。”（10，P236，238）

    与西方近代科学不同，中国古代科学恰恰是象思维的典型产物。可以说，它是另一种形态的生成整体论科学。首先，它肯定宇宙万物都是从无到有生成的，过程是根本的。世界上不变的唯有变化本身。其次，它选择最符合象思维的非实体性的“气”为世界之物质基础。而物质只是气的凝聚。由此，天地万物的运行，乃是一“气”聚散生化的无穷过程。“气”有象而无形，不可指之为实，但可征之以象，中国古代科学所把握的，乃是在“气”的“整体流转与变化”中万有生灭的普遍规律，而不是静态的物质运动与构成规律，亦非对象性实体的生成规律。如将生成演化分“气化”与“形化”两阶段，中国古典生成论根本在“气化”，而当代西方系统生成论本质为“形化”。中国古代科学基本模型——阴阳五行正是典型的生成论“气象学”模型。（详见14）最近，刘长林先生提出中国以“意象思维”与“象规律”为基础的“象科学”（详见17），亦揭示了中国科学传统基于“象”这一关键。

实际上，中国古代科学以天学、数学、中医学、农学等为代表，在长期的发展中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规范，它在价值取向下，坚持天人合一，主客不二原则，以实践的感应论或感通论为基础，建立了一套数学机械化或程序化算法体系，采用“观物取象”，“取象比类”方法，“尚象制器”，“开物成务”，使中国古代科技在十五世纪前遥遥领先。正如李约瑟所指出：“有人以为中国人的成就都是在技术方面，不在科学方面，实则不然。”“在上古与中古时代的中国，就有一大套自然主义理论，就有系统的，有记录的实验，有一大堆准确得令人惊奇的测量工作。”（11，P63）特别今人惊叹的是，中国古代工程技术，如都江堰，不是征服自然，而是顺应自然，利用厚生，妙用自然力，充分体现了“象思维”的智慧。

    显然，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由于思维方式不同，自然观不同，因此所关注的层面与发现的规律亦不同。在器物制造方面，西方科学的定量化比中国古代科学更精确、更清晰，在经验层面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而在生命的整体把握方面，中国古代科学则更有智慧。其合理性与有效性是无可否认的，不仅国人有目共睹，而且已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承认。认为中国科学不准确，不清晰而加以否定的说法是片面的。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那种认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无意义的看法。”（9，P77）

    目前，关于诸如“取消中医”等问题，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家席文所批评：“实际潜藏着一组导致灾难的假说。它们所以会导致灾难，是因为它们鼓励我们除了现代科学最直接渊源于其中的那个科学探索之外，对其他的科学探索都不是尽力按照其自身的条件去加以充分理解而是去妄加评价。”（12，P107）我们认为，中医正因基于生命的动态整体性，不可还原而完全定量化，正因其非机械的特性而难以把握。如果说中国古代科学有所不足，关键问题当在缺少知性构架。我们的责任正在如何改进与完善之。

   中西科学差异集中体现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此根本差异下，中国古代生成论科学与西方近代机械论科学是互斥互补的，与西方当代系统生成论科学是相似相通的，不可能也无须“一方吃掉另一方”。如何从正确体悟中国科学的基本精神和理论出发，给出其现代诠释，如何根据其本身规范，整理出一套经验层面可操作的规则，以及有效的检验标准。更重要的，如何继承中国科学思想而有所创新。确实需要中西思维方式与文化各层面的大疏通。尽管我们已有著名数学家吴问俊等人的突破，但作为整体文化的复兴，尚有待人心之“大回向”，有待整个民族“原发创生性”精神与能力的崛起。

六、探索中华科学自主创新之道

    放眼世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史学在内，显然已开始转向，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为范本）、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论都在逐步退潮之中。相反的，多元文化（或文明）的观念已越来越受到肯定。”“中国文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终于会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预设之一。”（5，P6）

    面对又一次世界性文化综合浪潮，我们不能不问：今天，我们要与世界接什么轨？我们以什么与世界接轨？难道中国今天的自主创新以取消自身文化与科学传统，而仅以模仿西方传统，解读国外文本、依赖他人原创为自豪？难道中西比较唯以宣布中国落后或一无所有为能事？

    我们认为，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应按中国本身的历史，思维方式与学问体系重新清理、认识而进行重建。中国的自主创新，当力求“会通以超胜”：一方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之精华，“翻上来从根上滋生我们的指导观念。”从而“疏导出科学的基本精神，以建立知识方面的学问统绪。”（15，P53）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与科学的优秀成果，认清世界发展大势，于当今人类需要而尚未解决的难题，有所突破，有所贡献。于人类未来的发展，有所开拓，有所创新。老树提出的“象思维“及其思想，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与新的思路。本文仅就思之所及，提出以下初步建议：

“象与象思维”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