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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信息法:中西文化互补与科学技术创新案例
国学管理网   2009-05-31 11:43:24 作者:李世煇 来源: 文字大小:[][][]

典型信息法:中西文化互补与科学技术创新案例
(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摘  要:本文记述笔者提出“典型信息法”假说,以中西文化互补的一种新形式,初步解决当代一项科学技术难题,经大量应用验证,得到国内外承认的心路历程;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象思维”在当代科学技术原始性创新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一个案例。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互补;象思维;科学技术创新;典型信息法

一、传统文化能促进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创新吗?

1. 西方少数前沿科学家

在复杂性科学前沿探索中的少数西方科学家,如普利高津在其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的导论中写道:

“我们相信,我们正朝着一种新的综合前进,朝着一种新的自然主义前进。也许我们最终能够把西方的传统(带着它对实验和定量表述的强调)与中国的传统(带着它那自发的、自组织的世界观)结合起来。”

高度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李约瑟、普利高津和协同学的创始人哈肯等,以及1988年巴黎诺贝尔奖得主首次会议的共识:“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 25 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在西方科学界应属先知先觉者,尚非主流。

2. 中国主流

在中国科学界与学术界,认为传统文化阻碍科学发展者居主流地位。影响最大者: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在“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的报告,认为“《易经》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将自然与人归为一理,使得中国文化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研究需要的推演法,阻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启蒙”。有的学者提出:中国人“还没有蜕掉原始思维的老皮,因此很难……抽象出具有实效的理论。思维的遗传基因使中国古代文明成为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技术”[1](16版);有的学者更給中国传统文化强加罪名:“几千年来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创造能力”,呼吁“破除传统文化的枷锁”[2] ( 5版)

看不到中华民族文化的长处,甚至把长处也看成短处,看不到西方文化的短处,甚至把短处也看成长处。这种思潮不正是张岱年先生指出的“弱者”心态么?[3](P13)

3.中国非主流

2005年中国科技投入占世界第三,而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发表的全球技术竞争力,中国排名第64位。世界“四大发明”古国,如今竟然罕见科学技术原始性创新,创新能力中等偏下。但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是不会完全泯灭的。司马迁写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总会有人从中西文化互补着眼,试图解决一点西方解决不了的难题,用事实证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当代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曾列举1980年前后开始问世的两个创新实例:[4](P365-369,404-407)

⑴  吴文俊先生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数学的机械化方法,解决了困扰国际人工智能界多年的“几何定理机械证明”的难题,世称“吴方法”。20世纪初,中国人摒弃了自己的古代数学传统,只学西方数学;但吴文俊的实践证明,中国传统的机械化数学适应信息时代的客观要求,是与西方公理化数学互补的一个并立的数学体系,在若干重要领域正在日益显示出主导作用。这是中西两种科学体系的互补的成功实例。

⑵  李世煇创立典型信息法,初步解决困扰国际岩石力学与地下工程界多年的“围岩稳定性分析预测”难题(“围岩”指洞室周围岩石的总体。下同)。

    中西文化“会通以超胜”的典型实例还有不少,如耿庆国著《中国旱震关系研究》[5],为中国海城地震、唐山地震特别是汶川地震的中期预报[6](P499-500)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翁文波创立的自然灾害信息预测原理与方法,任振球关于特大自然灾害触发机理的研究,褚德萤实验研究统计证明:“气功外气可能改变生物分子构象作用”等 [7](P13-15)

那麽要问,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创新思维之源何在?近年来,象与“象思维”的研究,值得注意。王树人先生指出:“对于当代中国来说,问题在于,我们在学习西方概念思维所长以补自己所短时,却忘记甚至抛弃自己‘象思维’之所长。以至于把概念思维的异化形态(如“理性至上”与“科学万能”等),也视为宝贝。”“所谓‘中国’特色,最终只能出于中国文化之创新”,[8] (P5-6)刘长林先生提出:自然整体现象层面的规律的“象科学”[9],李曙华先生提出:生成整体论的中华科学[10],从哲学和科学哲学层次为当代中国科学技术创新,提供了思想理论的指导。


 

考虑到除非现身说法,一个复杂性难题是怎么解决的?特别是其中“主客一体”体验如何?难以具体真切,下面以笔者亲身从事的“典型信息法”研究为重点,加以说明。


 

 

二、一种复杂性问题[11]

 

1. 岩石是最复杂、最难理解的材料

这是首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L.米勒的话。在建筑结构设计中,绝大多数材料(包括钢筋混凝土)都可以简化为在“均质性、连续性、线性弹性”状态下工作。然而,岩石是亿万年地质构造运动的产物,经过多次的挤压、揉搓、建造、破坏;以至于全球各地的岩石大都被大小断层、节理、裂隙切割成极不规则的破裂介质,通常具有“非均质、不连续、非线性”力学性质。因此,在实验室内用小块试件获取材料的力学性质的常规方法,不能获取设计必须的力学参数。加之,在历次地质构造运动中,地层中往往遗存有强大的、未知大小和方向的、足以决定工程成败的“地应力”。在这种情况下,地下工程坍方、伤亡时有发生,只能在险象环生的黑暗中摸索前进。

    2.高度简化的力学分析无力解决复杂系统问题

岩石力学学科形成于1950年代,其主要任务之一是为地下工程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在岩石中开挖地下工程,在稳定的地层中瞬间形成一个地下空间,围岩失去支撑,向坍塌或新的稳定转变。这种由人为因素触发的、动态的、复杂的围岩系统,其稳定性如何,在岩石力学简化而精确的理论框架内,难以分析预测。

举一个实例:1994年《小浪底水利枢纽地下厂房支护设计报告》指出:“清华大学计算结果表明,围岩稳定性非常好,塑性区较小,围岩大部分处于弹性状态。”“河海大学计算结果表明,围岩稳定性比较差,塑性区很大,甚至在天然状态已有部分岩体处于塑性屈服或开裂状态。”二者分析结果相反,都不符合实际。[2] 国内外水平大体如此,只是一般不肯公诸于世而已。为尊者讳(西方讳言:现代科学不能预测复杂系统的行为),似中西皆难免俗。该工程设计副总工程师杨法玉女士秉笔直书,才为世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真实的历史记录。

    3.不能简单归结为只是技术问题

科学理论具有解释功能、认识功能和预见功能。[12](P339)常规的岩石力学分析方法,对于地下工程围岩的稳定性,只能事后作出解释,而不能在设计阶段事先做出可信的分析预测,更不能在施工中逐日预测稳定性。那么,如果说在这一领域内,科学基础理论正确,只是具体应用问题,显然违反事实。因此,地下工程的围岩稳定性分析预测,不只是技术问题,而是其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都有待创新发展的、综合性的、当代科学技术难题。

4.西方对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的探索

⑴ “新奥法”围岩变形量测

1960年代奥地利学者提出“隧道工程奥地利新方法”(简称“新奥法”)。它认为围岩既是荷载,又有自承能力,是主要承载结构;它重点监测开挖后洞周两点间的距离(位移)变化过程,叫做“围岩变形监测”。“新奥法”有违西方近代科学“逐点量测与计算应力、应变”的传统,为主流科学家所非议,但却受到地下工程界欢迎。问题在于,在中国多数地下工程并未施行围岩变形量测。

⑵ “新奥法”围岩分类

    “新奥法”围岩分类的标准是按照围岩的整体稳定性好与差的程度,依次划分为Ⅰ类围岩至Ⅴ类围岩。这是一种整体功能分类,已在各国地下工程中普遍应用,用以选定洞室的支护类型和参数。

⑶ 位移反分析

利用开挖隧道测得的围岩位移,应用力学分析和计算机技术,反求围岩大范围的、代表性的力学参数的方法,叫做“位移反分析”。它被坚持谨严精细的力学传统的的学者说得一无是处,却为地下工程界所欢迎。问题在于,反分析依赖专家经验,工程单位不能自主应用。

⑷ 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

在生产需求推动下,“新奥法”以系统论思想主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形成一种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的现代科学技术。“位移反分析”这种结合更高一层。有人说西方没有整体论,这不符合事实,只是层次高度有限而已。

 

三、如何认识与处理这种复杂性问题?

 

    1.地下工程界的方法

    世界各国的地下工程技术规范中,都把专家的工程类比作为首要方法。但是专家经验因人而异,不可言传,技术进步严重受限。在工程设计中,小工程只用工程类比法;重大工程则采用综合设计法:设计单位负责工程类比,通常由施工单位负责“围岩变形监测”,研究院所做一些分析计算,最后由设计单位以专家经验为主做综合决策。

    2.西方科学认知与价值无关的局限性

囿于西方现代科学实验和分析的传统,在专业化分工体制的束缚下,人们缺乏总揽全局的悟性和能力。面对“力学分析可靠性低”[13] (P1-16)这种综合性的难题,谁也不会主动承担,只能等待科学技术产生突破性进展。不管等待多少年,工程事故伤亡多少,损失多大,一概与己无关。面对复杂系统问题,暴露出“认知与价值无关”的西方科学的局限性。

    3.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缺乏实用性

地下工程专家经验用专家系统的形式达到普及应用,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按计算机专家的思路研制,评价标准通常取“与专家经验的符合率”,分析成果往往不符实际,用户应用少,成为国内外人工智能界一大难题。

4.中国出现了一个典型工程,为解决这种复杂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机遇

    中国军内20号坑道工程围岩在最差的Ⅴ类中接近下限,国内外罕见,工程又很重要。工程两次建成,两次破坏;1970年代末,再次开工。为此,笔者原单位不得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全面学习与应用“新奥法”先进技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计成本,“围岩变形监测”等原位测试工作量,为国内外同类工程最大值的几倍到几十倍,从而得到国内外罕见的、相当系统、完整的原位测试资料。

在解决这一复杂问题时,我所追求的目标是:系统综合“专家工程类比、围岩变形监测、岩石力学分析、人工智能专家系统”等有关方法的长处;充分利用20号工程原位测试资料和成功经验;为我国坑道工程提供一种比较符合实际的、人人能够应用的一种新的分析设计方法。

 

四、 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与中西文化会通

 

1.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重新认识岩石力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必须指出毛泽东指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是中华民族救亡历史阶段曾经达到的思想高峰,是中西文化会通的一个典范。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谋攻》)。1979年冬,笔者参加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以小学生的态度做了比较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结合既往工作的体验,比较深切地认识到国内外岩石力学与地下工程界的现状、问题与发展趋势。从而确认地下工程的地质、施工条件极其复杂,而人们掌握的手段极其有限。整体态势是“敌强我弱”,相差悬殊。在亲身从事围岩变形的长期监测中体验到:洞室开挖后的围岩的稳定性变化过程,可以划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围岩变形比较缓慢,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如果支护及时、合理,围岩趋于稳定,变形逐渐减缓、终止。如支护不及时、不合理,就会进入围岩变形急剧变化的第二阶段,如果还不能及时发现与加强支护,围岩必然迅速丧失稳定。面对如此的“强敌”,必须破除“以符合西方科学方法为科学判据”的传统观念,以“新奥法”为基础,走“经验、量测与理论三结合”的路。同时,面对如此复杂的对象,对于地下工程勘察设计输入数据的精度要求,对于岩石力学分析结果的精度要求,必须破除“越细分、越精确,水平越高”的传统观念,而应该像指挥战争一样“知其大略,知其要点”(《论持久战》)。“围岩稳定性分析预测”的矛盾特殊性是“环境条件复杂,关键信息匮乏”。必须应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原则,解决“关键性信息的获取和转换”的难题。但具体途径亟待探索。

    实践证明: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认识与处理复杂性科学技术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兵学。可知,智慧、意志和士气的发扬,亦属于“象”的范畴。[9](P502)

    2.中西学术会通的一种途径

研究复杂性问题的西方现代科学是系统科学,但多取还原论方法。上述指导原则,如果不能用系统科学语言明确表述,学术界不会认可,地下工程界也难于大量应用。有鉴于此,1980年代上中期,笔者曾如饥似渴地浏览能够找到的有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论著,从中寻找论证依据。正如大海捞针,偶见相关,不过数行而已。

几年后,笔者从系统科学中查到“系统仿真”灰箱原理、“复杂系统分层控制原理”与“复杂系统与精确描述不相容原理”,为“岩石力学围岩稳定性分析预测”提出 “建立半经验半理论数学模型”与相应的“模式输入与多参数输入结合”与“定性与半定量输出”等三条指导原则。

笔者论述解决复杂性问题的三条指导原则的论文,1987年9月在兰州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首次作学术报告,日本老专家会议执行主席村上良丸重视异常,引起中国同行的关注,从而有关论文1988年发表于《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14](P284-289),有的大学选作研究生教材。在人们崇拜西方文化与科学的、全球化的背景下,“珍视中国本土资源获取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作“语言转换”使西方能够理解,‘出口转内销’”,似为中西文化会通的一个现实途径。

 

五、关键时刻的象思维

 

1.“典型的围岩动态整体之象”的涌现

1980年底-1982年,笔者多住20号工程工地,日夜从事“围岩变形监测”,兼做围岩分类和力学分析。经历了若干量测断面从“吉凶难测”到“逢凶化吉”渐趋稳定的历程。自选课题经常萦绕脑际,处于“完全不计名利的”“物我两忘的痴迷创造活动中”[15] (P31(绪论),P 10)

一年多来屡试屡挫,几乎山穷水尽,百思不得其解。初夏的一天早晨,笔者照常上山进洞去做围岩变形量测,走到一片金色阳光照耀下的洞口前,突然脑子里一亮,涌现出 “渐趋稳定的20号工程围岩”的景象,这不是一个典型的地质环境么!原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关键性的典型信息就在眼前。苦苦思索的“如何实现经验、量测与理论三结合”的难题迎刃而解。一下子豁然贯通,全局皆活了。

反思这一“典型信息”发现过程,不难看出,发现本身正是悟性的象思活动。从“一片金色阳光照耀下的洞口”可视之象触发,进而超越此可视之象,悟到动态整体之象:“渐趋稳定的20号工程围岩”的景象。在这里,新发现在本质上乃是通过悟的一种思想超越。可知,对于任何动态、有机的复杂问题,不仅需要逻辑推理、论证和数学计算,更需要有悟性“象思维”这种动态整体观的视野和境界。

围岩是一个系统整体,渐趋稳定是一个动态过程。“渐趋稳定的20号工程围岩”的象,是顿悟产生的“原象”,应属“从无到有”、“有象而无形”、原创原生的“象思维”。这大概是“尽意莫若象”的一种表现。“原创需要求知、求理,但关键是求悟。”[15](自序P1)由悟及理,“象思维”在解决当代科学技术难题中的统摄作用,突显出来。

    由上述“象思维”可以联想和思考以下几方面:

a.研究如此深透的地下工程,力学分析三要素(荷载、结构、材料特性)均已基本明确,若干年内在全球很难出现第二个。按照西方科学常规进行数理统计,样本数为1,可靠度为零,前途渺茫。

b.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用典型方法这种中国传统的、从个别到个别的认识方法[9](P497),取代数理统计方法,是绝处逢生的唯一出路。

C.复杂系统的运行由信息控制。当务之急是抓住20号工程“典型信息”的创生、获取、复制与转换这个中心环节。(从方法论的高度看,生成演化规律本质上是信息规律。典型信息的应用就是生成演化规律的一种具体形式,典型信息是地下工程建设中一切物质和能量的主导者[16]) ,研制一个适用于同类围岩其它工程的“活动样板”。

如何模拟与控制围岩稳定性变化这一动力过程?这是一大难题。可以应用取象比类方法,根据“新奥法”围岩变形监测成功经验,将这一动力过程简化为“围岩渐趋稳定的关键时刻的静力分析”以解决之。

    与此相应还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其一是“围岩渐趋稳定的关键时刻”的典型信息如何选择?在20号工程中,精选代表性最好的量测断面,在这一断面中精选确有把握“趋于稳定”的时刻,及其围岩变形监测资料;其二是需要选择一个简便的岩石力学静力分析程序,以便模拟同类围岩其它工程的洞形、埋深、支护等具体情况;而且便于普及应用;这样,用精选的典型信息对选定的静力分析程序,作反馈和综合性修正后,就形成了一个“活动样板”。其分析预测应比较接近工程实际,应可代替并高于一般专家的工程类比。这就是笔者提出的“典型信息法”假说。典型信息法是对系统生成过程的动态综合与整体把握的一种形式,是生成科学的一种新的简化方法。[16]

头脑中的“活动样板”,其实就是“制器尚象”的象。换言之,在“典型信息”启发下,在头脑中形成“器”的动态整体的、大体想通了的构思。属于以“象科学(或中华科学)”的、容摄西方科学(体科学)的、第二层次的“象思维”。[10](P332-342)

由于归类的标准取 “典型工程围岩”动态的象,所以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类比推理,应属“取象比类”。[9](P248)

    “象思维”与“典型信息法”之间的层次关系图示如下:

中国哲学 → 中国传统科学   →    策略与指导原则      →整体论与还原论相结合的西方科学技术→中西文化科学会通

“象思维”→“象科学”与“中→“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应用”→“围岩变形量测”等→“位移反分析”→“典型信息法”

         华科学”

〃              〃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应用”→ ……             → ……         → ……

〃              〃      → ……                   → ……             → ……         → ……

事实说明,在“典型信息”的触发下,有机组合应用 “新奥法”、系统科学、计算机技术等当代先进科学技术,增加中国特有的元素,势如破竹,一泻千里,依次初步解决了三个科学技术难题:

典型信息法的第一个应用形式——“典型类比分析法”:初步解决设计阶段的围岩稳定性分析预测难题,从略。

典型信息法的第二个应用形式——“变形速率比值判据”:根据20号工程若干断面多次及时发现险情,及时加强支护,避免塌方,化险为夷的成熟经验,从这些断面逐日“围岩变形监测”的增加值中,选定稳定性判据的阈值,从而初步解决施工阶段围岩稳定性逐日、逐时定量判别的难题。

典型信息法的第三个应用形式——“智能化位移反分析”:利用“典型类比分析法”软件的高效、低耗、接近实际的性能,笔者代表专家试凑完成各种类型的“位移反分析”,并将这些过程加以形式化,作为典型信息,发展出一种新型专家系统。研制的“智能化位移反分析软件”人人可用,解决了不能普及应用的难题。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观察,上面的“三个应用形式”就是《周易》指出的从“见乃谓之象”,发展到了“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普及应用”则是“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这个“神”,不过是用户的惊叹词:“想不到!”“太好了!”而已。

 

六、国内外对典型类比分析法的评价

 

    1.国内评价

以北京市为例,应用“典型类比分析法”软件设计的知名地下工程,有八达岭高速公路潭峪沟隧道,南水北调工程北京段的三座输水隧洞(施工中)等。设计单位评价:“该程序计算方便,与实际较接近。”“具有实用性强,效率高的特点,大大缩短了设计周期,受到了工程设计人员的普遍欢迎。”“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值得大力推广的实用程序。”并被铁道部工程技术人员誉为:“隧道工程师的良友和福音”,“新手的高级顾问”。

在数以百计的工程应用验证成果的基础上,1994年4月总参谋部兵种部组织的技术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该项成果发展了坑道工程设计理论,使坑道支护设计技术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围岩稳定分析预报比较接近实际,具有专家咨询水平,工程验证统计的可靠度已达到90%;”“组成人机对话的智能化系统,简便实用,可操作性强,比常规方法效率提高达百倍,适合于在全军地下工程部门普遍推广应用,并可为有关隧洞地下工程建设提供设计依据。”“本项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五个特点方面居于国际领先地位。”

    “典型类比分析法”和围岩“变形速率比值判据”已经纳入《防护工程设计规范》,1998年经总参谋部、总后勤部批准在全军施行。[17] (P541-543)2000年总参谋部兵种部已将“典型类比分析法与智能化位移反分析软件BMP2000”下发各大军区工程兵应用。

    2.国际评价

1994年《国际岩石力学与矿业科学学报》首次刊出笔者的技术备忘录,初步介绍“典型类比分析法”,列举二滩水电站等三个涉外的国家重点工程应用验证实例。笔者和助手的论文“‘典型类比分析法’在二滩水电站施工中的应用” 1998年12月在该学报发表[18] ( P787-795),达到了该编辑部提出的:“使读者都能明白:为什么‘典型类比分析法’软件,能够起到专家现场咨询的作用”的要求。

2007年1月,新任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主席J.A.哈德逊博士发表论文“现代化的岩石力学建模与岩石工程设计的流程图”。在引言中综述既有成果并引用8篇文献,包括笔者上述1998年论文;在“现代化的岩石力学建模流程图”中,采用8种岩石力学建模方法,包括“典型类比分析法”。[19](P174-195)

3.会通以超胜

二十年社会实践证明,在岩石力学与地下工程界的“专家经验传承,监测成果共享,力学分析可靠,专家系统实用”四个方面的难题,在当代中国均已初步解决。

世纪之交“典型信息法”的社会实践,虽然价值与影响尚小,但是,也具体而微地提供了一个个案证明:注重生成演变、善于整体把握的中华文化与科学,能够再度激发出再生的原创力,能够容摄西方科学,完成其现代转型,能够找到中西科学真正会通与创新之路,再度贡献于人类科学的今天和明天。[10](P332-342)“典型信息法”是当代文化转型与科学转型的一个小小的前哨战。站在历史的高度观察:“当代中西文化会通以超胜”已是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已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七、典型信息法创新的广泛应用

 

1984年,笔者了解到,在王承树先生负责的某核效应工程防护研究课题中,在关键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也是用典型信息、分类、类比和力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取得成功。[20] (P76)

随后,笔者发现典型信息法在地质学、生物学中重大发现中的若干实例。如孟德尔选择豌豆作为典型材料进行试验,发现遗传定律等[7](P11-24)。布雷内选择线虫作为揭开“程序性细胞死亡”奥秘的典型信息源,成为2002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得主,是“典型信息法”应用的一个新例证。

1998年11月28日,笔者应邀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该校天文物理学教授罗先汉先生现场点评:“‘典型类比分析法’不仅是工程技术方法,在天文、地质、生物研究中都可以应用。”并举出“恒星内部结构与演化过程研究”,选择太阳作典型信息源的自然科学史实例。看来,在复杂性问题科学研究中“典型信息法”是一种必要方法;只是西方还没有从科学方法论的高度阐明,并自觉地应用而已。从上述“典型信息法”之发现和形成理论可知,“会通以超胜”确实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16] 赵光武主编.思维科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7] Li S (李世煇), Wu X(吴向阳), Ma F(马凤山). 1998. Application of precedent type analysis (PT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rtan hydro- electric station,China[J]. Int J Rock Mech Min Sci 35(6).

[18] J.A.Hudson , X.T.Feng. 2007.Updated flowcharts for rock mechanics modeling and rock engineering design[J]. Int J Rock Mech Min Sci 44(1).

[19] 李世煇.复杂性工程技术问题实践与科学方法论思考[J],中国工程科学,2002,4(11).



[1] 作者简介:李世煇(1932-),男,北京市人,中国科学院工程地质力学重点实验室客座研究员,坑道工程师,研究方向:中西文化互补与中国科学技术原始性创新。

[2] 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测设计研究院:《小浪底水利枢纽地下厂房支护设计报告》.1994年.第50-51页.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第一设计所,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应用证明.1999年4月,9月.

罗先汉.对《隧道支护设计新论:典型类比分析法应用和理论》的评审意见.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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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宋正海、孙关龙主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5] 耿庆国.《中国旱震关系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

[6] 耿庆国.对2008年5月12日汶川巨震预测过程的简略回顾[A].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编.中国地球物理2008[C].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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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王树人.“‘象’与‘象思维’研究”主持人的话.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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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刘元亮等.1987.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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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为象思维国际研讨会特约稿件,同时发表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象思维”研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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