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当下的危机是“现代性”肇始的危机。诸如人类环境被污染和遭到破坏所酿成的生存危机，以及最高价值普遍失落所酿成的精神危机等，都源于“现代性”。“现代性”的典型形态，就是当今世界祛价值化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科学技术的发明，原本是服务于改善人的生存条件。但是，现在它越来越变成一种自身失控而反过来控制和危害人的力量。例如，热核开发在给人带来核电力同时，也带来核污染、核扩散甚至可能导致毁灭人类的危机，再如克隆术，如朝着克隆人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导致人类大贬值甚至遭到毁灭的危机等等，所有这些都现实地摆在世人面前。而“现代性”的形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西方“文艺复兴”开始，“现代性”发展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它的规模也从西方扩展到全世界，以至还扩展到外层空间。所谓“祛价值化”，就是指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维护人类的生命和精神脱节，不讲人文关怀。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不顾人的死活。

“现代性”凸现的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无疑是一种文化形态。既然是一种文化，也就有支撑它的思维模式。所以，从19世纪末西方不少思想家，不仅揭露“现代性”的危害，而且也开始反思他们的思想传统，揭露和批判支撑“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如实地说，“现代性”的思想根源，乃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特别是近代以来从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等的认识论转向之“主体性”思潮，一种单纯向外扩张和缺少人文关怀的哲学思潮。揭露和批判这种哲学思潮，目的在于使哲学从支撑“现代性”的单纯向外扩张之境，回归到维护人的生命和精神本身之境。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学者由于特殊历史条件，没有及早认识西方思想家批判“现代性”和揭露其思想根源的重大意义。只是近些年，由于对西方现代哲学研究的深入以及中国在发展中“现代性”问题日渐凸现，才使中国学者有所觉醒。

就这里所说的觉醒而言，本期专栏文章作者张再林先生就属于较早觉醒的学者之一。他在长期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有几个突出特点。其一，目的明确，就是努力恢复中国文化本位，并进而发掘中国文化之精妙和在会通中创新。其二，为达此目的，对中西两种文化都怀有扬弃的批判精神。其三，在中国重新崛起的当今世界，注意在比较研究中突显中国文化在改变世界中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本期他与燕连福先生提供的文章《从“知性伦理”到“家

本伦理”——关于中西传统伦理学的一个比较》，就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一项研究。对于西、中古代伦理学，作者概括出西方之为“知性伦理”，中国之为“家本伦理”，并在具体分析中揭示出相互对应的三种不同内涵。西方从认知主义出发，苏格拉底最先提出“美德即知识”，而在古希腊城邦时期，已经凸显重友谊轻家庭的倾向，以及重视在人际关系上建立“契约关系”，从而西方伦理学突出表现为规范伦理的特征。与西方不同，中国从“身体主义”出发，把家庭中的夫妇关系视为一切伦常的根本，强调血缘亲族谱系的整体性，从而中国伦理学突显为示范伦理的特征。经过这样的分析，此文指出西方伦理学的认知主义局限性，已经无力解决“现代性”酿成的环境、社会、精神危机，即无力解决人“无家可归”的危机。所以，此文重点，最后落实在力图从“家本主义”开拓出解决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所创建新伦理学的探索上。这是一个大胆而富于创新的研究，具有引人深思的启发性。

从上文可知中西伦理学不同，其根本也在于支撑它们的思维模式不同。如上述，一为对象化的知性认知主义，一为“天人合一”的“身体主义”。本期下面这篇文章则从不同角度直接讨论思维方式问题。黄裕生先生文章《从概念思维到本源思维》，主要提出和展开了具有理论深度的本源思维问题。或者说，就是如何面对作为本源思维——思想的“非概念思维——思想”这个问题。概念思维——思想虽然也有需要深究的问题，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还不象非概念思维——思想那样陌生。作者把这个问题提高到哲学危机所必需面临的问题，以及西方思想家必须真诚和谦逊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问题。不难理解，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也很适时。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思想家越来越感到传统形而上学已经深陷危机。这个危机的根源就是坚持逻辑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具体就表现为执着于概念思维——思想的局限，以至不能真正“回到事情本身”。二十世纪以来，直到今天西方哲学的整个“现象学运动”，可以说都在“回到事情本身”口号下，追寻思维——思想的原初境域，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本源思维——思想”。或者如作者所指出，如果说概念思维是对象化作同一性规定的思维，那么“本源思维”或“象思维”，则是与概念思维无关而属于“物自身”之境域。而超越现象到“物自身”或“事情本身”的探索，才是当今世界哲学真正前沿的重要问题。应当说，中国哲学界大多数人至今还没有觉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还在逻辑概念和语言的规定性圈子里思考问题，不能再深入一步去触摸思想之原初境域，从而也就不能提出新问题和新思想。因为，原初境域之所以称为本源，就在于它是源头活水，最具有原创性。作者此文采取烘云托月笔法，先把概念和概念思维用超出传统观念的新视角来探索，追问何谓概念以及概念如何给出的问题。因为只有首先明确这两个问题，才能看清概念思维——思想的局限，也才能进而思考“非概念思维——思想”作为本源的博大精深。作者在论及概念时，比较深刻地揭示出概念思维并非与所谓“形象思维”等绝缘的复杂性，特别是认为给出概念并非如传统从许多个别抽象得到共相，而是经过对任何对象作整体直观即可得到。此说颇具新意，亦可从格式塔（Gestalt）心理学得到旁证。

虽然以上两文讨论的问题和所取视角不同，但是在比较研究中，都在追求“事情本身”的原初境域，都在这种追求中力图发现和提出新问题，打破过时的错误见解和提出新见解，则表现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的当代发展，不仅要有自己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独立的话语权，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要有自己文化的独立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