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管理网_主持人老树的话(中西思维会通研究第五期)

李曙华教授所撰易经新论之文，提出重要的创新观点，别有洞天。她经过缜密研究，就易之发展三个阶段：“自然易”、“占筮易”和“人文易”作了论证，提出从伏羲到黄帝再到尧、舜，乃是伏羲先天八卦发挥作用的“自然易”阶段。之后易又经历夏、商、周的“占筮易”以及春秋战国“人文易”两个阶段。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划分，把易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根本地位凸现出来。中国产生于“轴心时期”的孔孟老庄等等灿烂文化，正是从易这个源头生发出来。如作者所指出：可以说“易经”正是中国文化的“生成元”，它孕育着中国哲学与古代科学得以生发，“绽放”的“百科全书式”的博大内涵。

作者极具慧眼，对于易的认知，她提出从始至终都必需区别象数之本及其所引出的不同应用，即厘清其科学合理性与占筮巫术性相互纽结的复杂关系。贯穿全文的这一见解，揭示出一个重大真理：“易”之卦爻象数本源于自然，是由对自然的“观”与“取象”而生，这是易的本源与核心。就是说，易之原初乃是原始的科学实践活动。这还可从作者文中所引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见之。实际上，中国先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发明创造，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易的卦爻之象获取灵感。特别是，作为中国文化之根的“象思维”，也正是在易之 “观象”和“象数”的实践中得以生成。易之功可谓大矣！

可见，象数原初科学应用才是象数之大用，“占筮”不过是象数另一种应用。以往的种种对易经的误解，都发生在只见“占筮”不见其科学，不能把象数的科学应用与巫术性的占筮应用加以区别。不知道“象数本源于自然，其蕴含的象数算法与逻辑正是我们今天科学自主创新的重要资源”。不难看出，此文不仅具有使《周易》祛魅以回归本真的重要价值，而且还为当代开启文化的原创指明其源头活水之所在。

顺真（张连顺）教授文章《陈那、法称“量—现量”说与笛卡儿、布伦塔诺“悟性—知觉论”比较研究》，亦在求索思维——思想的原初境域。不过，别开生面，作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为佛学之思。把作为佛学知识论核心内涵的“陈那、法称‘量—现量’说”，能作出如此简约、准确、深刻的阐发，足见作者佛学修养特别是因明论修养之深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于佛学因明论还感到陌生的读者，如能仔细品读此文前一部份，则一定会得到相关的启蒙。作者在画龙点睛的比较分析中，不仅揭示出佛学“现量”即当下霎那直观悟见本真，与笛卡尔“悟性”、布伦塔诺“知觉论”在本质上相通，而且对笛卡儿“我思故我在”非本真的传统理解作出重要纠正。作者把笛卡尔“我思”之思从概念思维的理解，回归到与佛学“现量”相通的本真理解。这一纠正，耐人寻味，非常值得深思。作者还借助布伦塔诺知觉论心理学研究成果，揭示出在传统逻辑S是P之外的逻辑形式，如无宾语的”S是”，或无主语的”是P”.。这种对传统逻辑解构的逻辑形式，正是表达“现量”当下霎那直观悟见本真的逻辑形式。最后，在联系国人正在兴起的“象思维”研究时，作者不仅指出在原初境域追求上“象思维”与佛学因明伦、笛卡尔“悟性”说、布伦塔诺“知觉论”相通，而且指出“象思维”研究还有待深化，还有待能给出自己的知识论。这确实是今后“象思维”研究值得注意的方向性问题。

张琳副教授的文章《象思维与概念思维在语言态度上的共同话语》——以三玄、《坛经》与《几何学起源》为例，从思维和语言关系的文化深层次提出研究问题。无疑，这是一个非常有新意的问题，也是复杂而又困难的问题。文章从20世纪西方文化的“语言转向”切入，起点很高。实际说来，“语言转向”并非一个方向，而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有坚持语言本体论的方向，还有坚持语言游戏论的方向。坚持“语言游戏”论的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其语言观比较趋近中国传统的“言不尽意”论。作者由于对胡塞尔现象学和现象学运动具有较深厚的学养，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智慧有所体悟，所以能敏锐地觉察到，中西两种思维方式在语言态度上具有会通性。这就是作者指出的：在没有卷入“语言转向”的胡塞尔那里和在中国易、道、禅宗那里，实质上两者都没有把语言作为本体，而是把语言当作工具。语言不仅不是本体，而且也不可能直接进达本体。但是作为工具，如在诗化语言的象征或隐喻中，它却可能为进达本体作出某些指引。例如，老子虽然提出“道可道，非常道”，但还是道出五千言。这说明，语言作为文明标志被发明出来，就为人时刻不能离弃，而且语言在人那里始终存在可展现无穷妙用的可能性。就是说，老子五千言绝对不是概念思维那样规定和论证，而是富于诗意的描述，并且正是在这种诗意描述中能引人体道和悟道。应当说，这就是张琳所说的语言作为“工具”的重要内涵。也许，张琳这一探索还属于初步，但这种关乎中西文化深层次会通的探索，却是作者在研究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读完本期专栏三篇文章，我深为作者们追本求源的研究精神所感动。无论角度多么不同，但只要坚持追求问题的原初境域，就会在回归本源中得到沟通。三文所共同提到的“象思维”，就是这样可以沟通的一种本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