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管理网_“为有源头活水来”

“易经”作为六经之首，是中国文化的原创之源，从当代文化科学的高度，怎样理解与评价《易经》，关系到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科学“精神之理解与认识。笔者以为，“易经”作为中国文化的总源头，决不仅仅只是“占筮”，亦不属于任一学科，她蕴涵着中国文化科学的几乎全部原始信息，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之源。正是易经那“原发创生”的特性，使中国文化能够历经劫难而生生不已。今天，它依然是我们文化与科学创新的重要源泉。

追根溯源，从伏羲创八卦，到夏之《连山》，商之《归藏》，周之《周易》，（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文本唯存《周易》）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一脉相承的便是“易”，中国的文字、语言、思维方式正是随着“易”的发展而逐渐发展成熟的。至春秋战国，中国诸子百家皆由《周易》发源，深刻影响乃至决定了此后二千余年中国文化、科学的基本方向与大致格局。如果我们将文化看作是一个整体性的生成演化过程，那么，可以说“易经”正是中国文化的“生成元”，它孕育着中国哲学与古代科学得以生发，“绽放”的“百科全书式”的博大内涵。

易经何以能将“轴心文化”前中华文明的全部智慧聚其一身？又何以能将天地人一体贯通，“知周乎万物”而“弥纶天地之道”？其自身的起源是否经过“自然易”→ “占筮易”→“人文易”等不同发展阶段？笔者不惮浅薄，试就其大致线索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自然易”——易经开创期

根据《易传》（最早系统阐释易经之经典）：“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1，P284）“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1，P257）八卦起源于古人对天地万物的观察，基于实践，“感而遂通”，首先了知无形与有形的原故，进而追寻时间终始，所以能知万物生死变化的规律。显然，其关注的不是无生命空间变化，而是生命性时间变易，不仅是有形之实体，而且是无形之“非实体”。由此，在那洪荒草莽时期，能透过事物复杂变化的现象，“见天下之赜”，“之动”，且能“探赜索隐”，“象其物宜”“观其会通”，从而“一画开天”，用卦爻符号“拟议”之，开启“易学”之源——中华文明从此起步。

注意到汉之造象，伏羲氏手执矩，女娲氏手执规（矩即曲尺或丁字尺，规乃圆规）。根据《周髀算经》（中国最早数学经典，约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 “周公问：‘古者包牺立周天历度。…… 请问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2，序P2）显然，伏羲不仅观天察地，而且还进行了量天测地的生产实践活动，并从中得到了一定的数学规律。刘徽《九章算术注》原序：“昔者包牺氏始画八卦,……作九九之术,以合六爻之变。暨于黄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于是建历纪，协律吕，用稽道原，然后两仪四象精微之气可得而效焉。……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3，P1) 则进一步说明，伏羲（即包牺氏）在“取象比类”，画八卦记述、描摹自然界八大类事物的同时，还开创了中国数学，并且一开始就设法使计算方法（九九之术）与卦爻变化相符合。如此，易经卦象直接摹拟宇宙万物“整体流动与转化”之象，而数字算法则与事物生成变易的规律一致，不仅使周易具有“象数不二”之特征，而且也正是人类最早用数学描述时间演变规律之尝试。至黄帝，据此进一步“引伸”，发展出中国古代天文历法与乐律，…… 直至《九章算术》。中国古代数学之源头，遥然若现，中国之“易数同源”，又岂为无稽之谈？根据《九章算术注》刘徽自序：“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3，P4）更不难看出，不仅中国古代数学与“象数算法”一脉相承，而且中国古代数学家亦正是从周易吸取智慧，才有所建树的。如果我们将科学理解为人类探索自然规律的实践活动，伏羲之创八卦不正是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之萌芽？或许，更根本的是，伏羲先天八卦首先展示了中国关于宇宙动态和谐之世界图景。“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1，252）不仅生动简洁描画了天地万物自然生成的整体图景，而且井然有序，蕴含数字规律，成为研究自然生成演变的基本模型，尽管其后有所变化，但其基本格局，以及由此发端的“道法自然”之精神与生成整体论的宇宙观，从此奠定中国文化大传统最重要的根基。

那么，既然《易经》起源可看作人类最初的科学实践活动，它与占筮是何关系呢？笔者以为，“易”之卦爻象数本源于自然，是由对自然的“观”与“取象”而生，这是易的本源与核心，卦爻辞是对象的意义之阐明，大多正是通过对占筮的记录与意义阐发逐步“系”上的。因此，占筮为“易”之用，而非“易”之源。注意到“周易与物占相通，而且有密切关系”。（4，P385）笔者认为，与“易”的开创相伴随的，或是最古老的“物占”，这里所谓“占”，即“视兆以知吉凶”。（《尔雅》）“物占”，即“纪百事之象，候善恶之征”。（汉书•艺文志》）也就是直接根据事物自然显现的征兆预测人事吉凶。因为征兆是自然发生的，故有人称之为“天启”。显然，周易与物占具有共同的前提。可以想象，上古时期，人类的生活与生产都更大程度地依赖于自然界，其“吉凶祸福”与自然变化休戚相关，而人与自然亦更易相感相通。在这种天、地、神、人同在而未曾分化的境域中，天地人相互影响与作用是必然的，而将自然规律与人类行为及其命运相联系也是自然的。尽管当时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有限，古老“天启”的联想难免带有神秘色彩，但物占与周易相通的共同基础与信念，恰恰正是这种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相通的生存状态，以及人对这种相通的感悟与体察。由此不难理解，物占并非《易经》开创之源，但它与《易经》天地人贯通之三才结构的形成确有密切关系，亦是对“六爻之动，三极之道”的一种证验。今天看来，占筮在近代西方科学天人二分，主客二分的框架中，只能是一种蒙昧与迷信，但在周易三才结构中却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占筮乃为其用之一，但根据《周易》对人类历史活动的最早记载，“易”在开创期的主要作用与贡献是在指导生产、生活等活动。《易传》以“离”等12个卦象记述了自伏羲直至尧、舜时代，人们根据易经，“尚象制器”，推动生产与文化发展的情况。如：“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等等（1，P285-288），可以看到，中国先民从结网打鱼，犁田耕地，造船制车，制造弓箭，到建房穿衣，集市交易，文字创造，书契记事，乃至治丧等生产、生活与文化活动，无一不从“易”的卦爻之象获取灵感，有所发明，有所前进。而中国的文字、语言、思维方式也正是在这种 “观象”，“尚象”，据于“象数”的实践活动中生成、发展起来的。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我们可以大略地将伏羲至黄帝，或至尧、舜时期，作为易学之开创期。这一时期，“易”起源于“自然”，以八卦象数直接摹拟自然，效法自然，可谓以“自然易”为主的时期。
二、“占筮易”——易经发展期

根据中国最早的文献《尚书》，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中国古代科学之萌芽进一步生长。正如恩格斯所说：“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5,P162)《尧典》记载：尧“乃命義、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朞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润月定四时，成岁。（6,P215），中国天文学与天文官制度，可以说由此发端。舜时，则“协时月正日，统律度量衡”，即调整月份，确定每月天数，统一乐律与度量衡。至于二十八宿体系，究竟始于伏羲，尧，抑或战国时期，则争议颇大。根据夏鼐先生考古学研究，“我国劳动人民和天文工作者创立了二十八宿体系，接着扩大了它的作用，把它来规定季节，编制历书，以指导生产活动。”但后来其“意义被歪曲了”，“发展了……占星术”。（7，P387），笔者以为，易占与星占相似，都是在对自然规律有一定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产生的。

根据《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8，P ）说明自夏至周，人们在对自然规律有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一方面，易成为“大卜”之法，走向以占筮为主的发展期。另一方面，“易”由八卦发展到六十四卦。从《大禹谟》看，舜末禹初，占筮已成为部落或国家重大决策的咨询方法，但尚不迷信占筮。舜决定传位于禹时说，“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朕志先定，询谋佥同，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卜不习吉！”（6，P220），我们看到，舜首先是自己作出决定，而龟筮只是“协从”，他清楚地申明：若占筮惟先，会遮蔽人的意志。

根据《洪范》，禹治理天下之“九畴”，即九种方法中，“七曰明用稽疑 ”说明，其时不仅有了专门的“卜筮人”，而且明确规定了以占筮断疑解难的方法：“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卜五，占用二，衍忒。”（6，P248）即先从龟卜显示的征兆，获取卦象（卜五），然后用蓍草进行占验（占用二），通过推衍，预测吉凶。（衍忒）。显然，龟蓍具有偶然性和神秘性，但卦象推衍乃依据一定的法则，正所谓：“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1，P275）笔者以为，这正是由自然之“物占”向符号化、数字化之“易占”过渡的重要阶段。而与物占不同的是，龟、蓍虽是自然物，但却是人所选择的“神物”，因此，龟卜蓍占一开始便已介入了人的目的与意愿。而其方法也大大复杂了：从要求预测之事象，到龟壳显示之征象，再到蓍草所筑卦象，期间经过了错综复杂的“象的流动与转化”，而最后对吉凶的预测，更需要有对“象”的“感通”与体悟，才能达“象以尽意”之境，而这正是一种“象思维”的过程。（参见9，P25-28）这里，需要辨明的是，易经象数乃是一种符号与算法，具有相对独立的内在逻辑与规则，其发展并不完全依赖于占筮，而占筮的主要作用是对“象”的意义之感悟与昭明，因此，其对易经的主要贡献在卦爻辞。

值得一提的是，“稽疑”除占筮外，还规定了就重大行动进行决策的方法：“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6，P248）。由此可知，古人之决策并不完全依赖于占筮，而首先“谋及乃心”，先问自己的心，然后与官员讨论，与民众协商，最后才进行占卜。卜筮只是提供参考的一种询问与商议的方法，故并无宿命之说。但翻开《尚书》，不难发现，随着社会等级的划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占筮便越来越与“天”相联系，占筮的结果也就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天意”和“天命”。自夏至周，越来越多的刑罚、战争以“天”的名义颁布，发动。如周王在《大诰》中的命令说：“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6，P251-252）即通过占筮代表天意，以天之降威，不敢违抗，动员诸侯平定叛乱，发动东征。而根据《周礼》，卜筮已成为周朝礼制之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上述特点，笔者以为，我们不妨将《易经》从连山→归藏→周易的过程，作为以“占筮易”为主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古人从对自然规律直观质朴的认识发展到对自身命运的关切，并“自觉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人们利用易经进行占筮，对重大行为进行决策，“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1，P272）占筮成为人与天地，神灵对话沟通的重要途径与方法，乃至“天意”之昭示与代表。

这一时期对象思维的发展、成熟，对易经的继承、发展及其系统化起了重要作用。易经的发展大略尚有：

1）从伏羲先天八卦到文王后天八卦，宇宙动态和谐的自然图景发展为以变易为核心的生成演化之世界图景。易经从对宇宙本体——即其本真本然的模拟，走向在不断变易现实中的运用，亦可谓承体启用，由此，易经成为体用兼备的完整体系。

2）易经象数之运用，除了占筮，更重要的还运用于与气象、物候、天文历法等有关的远古“科学”活动，尽管其目的常与卜筮相联系。譬如，殷商（公元前14-11世纪）为占筮最兴盛的时期，根据考古发现，大量殷代的刻辞卜骨和卜甲卜辞中有许多关于当时历法和天文知识的资料。(参见7，P324)，笔者以为，天文等“科学”只有在数学与“逻辑”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因此必以“自然易”与“象数”为依据。然而巫术亦需借助 “象数”与“科学”才能“窥探天机”，由此，尽管“科学”与巫术旨趣不同，但两者同以“象数”为基本推理与计算法则。反之，为了占筮，巫术又成为远古“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象数，“科学”，巫术呈相互影响与作用之复杂关系，故且简示如下：

3）五行思想此时开始产生并盛行，如《皋陶谟》中已提出“五辰”、“五典五惇”、“五礼”、“五服五章”乃至“五刑五用”等规定。（6，P221-222）而《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五行”成为大禹治理天下之第一“大法”。说明早在舜禹之时，“五行”不仅已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基本模式，而且成为社会秩序建构的实用规范。

总之，“占筮易”时期，古人对生的崇拜，对“天”的敬畏，往往集中于对命运的眷注，“人谋鬼谋”的“占筮易”，可从这里获得中肯的理解。大量与占筮相关的卦爻辞，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记录了曾经验证的部落或民族重大行为，留下了当时进退变化之“吉凶”“悔吝”。这些来于巫术的卦爻辞，浓缩了中国远古历史的经验教训，人生感悟，故为君子“所乐而玩者”。中国文化的所谓巫史传统当亦由此形成。而易经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从伏羲直接描摹自然的八卦，发展为天地变化，人事吉凶莫不周备的六十四卦。
三、“人文易”——易经提升期

轴心文化时期，与其他三大文明——古希腊，希伯来，印度相似，中国文化亦发生了“哲学的突破”，易经所蕴含的宇宙之“道”与生命体验，经老子、孔子等先圣的阐发，超越命运，脱颖而出，提升为中国的自然哲学与生命哲学，易经“乾”“坤”两卦所代表的“道德创造性”与生命实践性，成为中国文化理想与超越的价值之源。

首先，笔者以为，易传与老子思想，从“自然易”与“象数”中提升出了“生成整体论”的自然哲学，《易传》肯定宇宙万物生生不已的终极依据是“天地之大德”与“一阴一阳”之根本法规，并将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提升为普遍而完备的自然之道。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关注外在物质世界与对象化认识不同，中国的先贤本着向天地学习，道法自然的精神，明确提出基于实践，“天人合一”，“主客不二”的认识路线，以“与万物一体”，“与天地同参”的气概，提倡“以物观物”而非“以我观物”的“客观性”。以及以“象”为基础，从“观象”出发，“取象比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周易象数所蕴含的数字算法与太极推理法则，进一步系统化，成为符号与算法统一的运演体系。战国时期，稷下学派将“易”与“五行”整合为阴阳五行模型，创立了描摹事物生成演化过程（或功能）的普适模型。这一切，为中国古代科学与数学提供了自然哲学基础与重要范导，为中国古代科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至西汉，中国古代天、地、医、农等学科先后提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与规范，标志着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确立，尽管其后各有其相对独立之发展。但易经作为一种“元理论”“元模型”，则始终为其源头活水。正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10，正文P1）

其次，易经卦爻辞中所蕴含的生命价值、社会理想，经老庄、孔子等阐发，提升为生命哲学之人生哲理与人文教化。如果说“先前人们只是更多地顾念人的可能的‘命运’，而这之后，人生当有的精神‘境界’开始成为人们的又一重终极眷注。”，（10，P6）老子之道德形上学，以天地之“妙道”与“玄德”作为人生、社会之理想。庄子则提出“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如果说道家教导人们“若要原天地之美，则直透之道”就在返璞归真，“以显露同样的创造。”（11，P366）其对“天地之撰”的体悟，总是通向“神明之德的。那么，孔子则更强调人对时代的担当，强调”“道不弘人”，而“人能弘道”，由此开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人文教化与当时人当遵循的社会伦常。其对人性的启迪，又往往“足以提撕人而使人昂首天外”。自此，中国文化精神之价值取向基本确定。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 “中国古代的‘超越的突破’，事实上，决定了此下二千多年的思想传统，也决定了中国知识人的基本性格。”（12，P14）

而一个值得注意史实是：与西方近代哲学与科学从宗教与巫术中分化出来后不同，中国文化在其哲学与“科学”的提升后，尽管主张“善易者不卜”，但并未象西方17世纪与启蒙运动那样，对巫术进行无情的清除与打杀，并宣布与宗教的彻底决裂。而是对“占筮易”采取了同情理解与包容的态度。笔者以为，自周文王后，卜筮逐渐发展为以象数推演为主的“易占”，其后借助“科学”发展，易占亦有其相对独立之发展。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哲学的突破”，《易经》亦彰显出以人的生命为本的“人文”内涵与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称之为“人文易”。可贵的是，从一开始，发源于《周易》的中国“生命哲学”便“直下是人生的，同时也是宇宙的，所以本源是一，”人性与天道“一时同证。一透全透”，因而能 “大开大合”，充满创造，“通华族慧命而不隔。” （14，P120-121）于“礼崩乐坏”之际，重开一“大时代”，为以下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发展奠定了基础。

笔者以为，这一时期，易学实际上已成为涵容自然、象数、占筮以及中国哲学与科学共存的“多维立体结构”，简示如下：

从“自然易”、经“占筮易”、到“人文易”，易经从创生到提升出哲与科学，其自身历经的种种“变易”，向世人展现了中国文化之独特进路与丰富内涵，也给我们留下了众多难题和深刻启示。

四、当代文化科学观照下的返本开新

综上所述，我们显然有必要对易经进行正本清源的审视和继往开来的探索。从当今与未来文化、科学发展的角度，笔者试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1、易经是中国文化之总根源，绝非仅仅为占筮。易经之本在象数，象数之源在自然。因此，易经的根本精神在“道法自然”。自晋朝王弼“扫象”后，易学分“象数派”与“义理派”，在“独尊儒学”的传统下，长期以来，人们多以“义理”为易学之本，而视“象数”为“术”，这种误解，在于未分清易经之“经”，“传”“论”以及“象数”本身与“象数之用”的区别，因此，未从整体上厘清易经之来龙去脉，本末源流。笔者以为，易经之“经”当为易学之“本”，包括象数与卦爻辞。易传是对易经的最古诠释，乃是研究易经的重要依据，但属后加部分。以后对易经的研究，无论“象数派”抑或“义理派”皆当属“论”，

2、正因长期以来，人们以义理为易学之本，而义理的根据在卦爻辞，卦爻辞大量源于占筮，因此，不少人认为《易经》是一本筮书。而象数之重要意义反被忽视乃至遮蔽，从当今与未来科学的发展看，易经之象数恰恰是我们文化与科学自主创新的重要资源。象数所开创的源于自然，直接描摹自然本真的象数算法与推理方法，正在也必将为我们今天超越西方近代主客二分之认识论，超越西方近代科学与人文隔裂的鸿沟及其造成的文化危机，超越西方数学公理化体系与形式逻辑的限定，以及如何在天人合一框架下表达自然规律，推动科学从“理论优位”走向“实践优位”，寻找科学与人文统一的途径，提供独特而极为宝贵的智慧。根据易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1，易经本身亦非不可变之教条，值此中国与世界都面临重大转折，中西文化大交融、大会合的时代，从今天文化科学发展的高度，揭示与显明象数本有的自然与“科学”蕴含，不仅重新阐释，而且补充原有卦爻辞之不足，开辟易经创新之道，正是当代“易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3、在“学而优则仕”，偏重人伦而轻视象数与科学研究的氛围中，象数与中国古代科学的关系，以及象数与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尚象制器，开物成务的关系，一直未得揭示而笼罩在迷雾中。笔者以为，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与数学虽与占筮有联系，但本不属同一层面，而各有其相对独立的清晰的发展线索。今天，不管是“科学易”还是“易科学”，都应尽可能厘清“科学”、“易学”、“易占”三者关系。而对于中国古代科学，我们更须澄清其来龙去脉，明了其与易经的关系，懂得其托根于文化整体的研究传统，才能予其正确、中肯的认识与评价，也才可能找到中国今天可行的自主创新之道。

4、近代以来，许多人认为中国没有科学而只有“巫术”或“伪科学”，一是因为中国古代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本属不同源流、规范；二是由于中国古代科学与巫术不分，特别是天文学，除了观察天象，计算预测天象变化，制定历法外，另一任务便是星占。三者正因中国古代科学与占筮往往同以周易象数为基本模式与推演方式。笔者以为，“科学”与“占筮”，在古代可谓“易学”之二用，因此，这里的问题不在“象数”与“科学”，而在现代科学规范下，它们用于占筮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5、中国文化中哲学、“科学”、巫术共存的格局，或许正是易学提升后，世间和超世间具有不即不离关系的结果。或许亦正是如此，中国文化始终保持了“象思维”之基本特色，中国科学亦在天人合一，主客统一的大框架下，沿着生命实践与生成整体论的方向展开，而始终未走上西方天人二分，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认知与机械论道路。其后果，使中国文化与科学在整个工业时代黯然失色，然而二十世纪以来，西方生存哲学，后现代、后实证思潮的产生，以及系统科学，人工智能等当代科学的兴起，恰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相通，中国文化与科学的振兴，势在必然。文明历史的兴衰，几千年得失成败，吉凶祸福，何人能予占断？

笔者以为，目前，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自主创新，尚任重而道远。而易学与中国文化、科学，在长期专制社会的历史过程中，亦未免夹杂封建、迷信之糟粕。近代以来，更是一衰再衰。一如黄河长江，其源何其清凉明澈，其势何其波澜壮阔，几千年来，浩浩荡荡，一泄千里，然终不免泥沙俱下，更加人为污染，致使淤塞难行，清浊难分。试想古今中外，任一民族之文化复兴，又何一不是返本开新，去源头寻求那“原发创生”之灵感，？春秋时代之孔、老如此，西方近代科学之崛起又岂非如此？文化思想之长河，如何得以常清而开源？此时此刻，笔者不禁想到朱子之名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亦不禁想到王树人先生之所论：“始源”与“一条河”本为一体。（9，P32-33）今天，我们对传统之追根溯源，其意义不仅在历史，更在当下；不为复古，乃为创新。

作者简介：

李曙华

象思维专家顾问委员会常委

复旦大学哲学硕士毕业，科学技术哲学方向。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科技哲学,系统科学及其哲学问题,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研究.主要代表作《从系统论到混沌学》、《老子的自然哲学与科学》、《中国传统科学范式初探》、《科学原创性如何可能？——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与宇宙宗教情感》等。

此文为象思维国际研讨会特约稿件，同时发表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中西思维会通”研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