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人

        对于中国而言，在当今中西思想文化碰撞、会通大潮中，认真反思中国思想文化现状和近百年的经验教训，乃是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前提。如果说整个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都为“西方中心论”所覆盖，那么这种情况今天是否有所改变？似乎还没有根本改变。例如，“取消中医”之声，还不绝于耳。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愚蠢之声？因为，西方理性概念思维定式，使之已经不能领会中国传统经典（包括中医经典）这种本土思想文化。所谓愚蠢乃指，不能领会，当虚心学习，但却拒绝学习，而流于无知妄说。实际上，中医经典和中医实践，其思路都不同于西方传来的逻辑概念思维。如果说中医另有高明，恰恰在于其悟性的“象思维”能把人当作动态整体的活人来对待，而且是把人这个“小宇宙”与大宇宙连成一体来对待。这是西医理论和实践所不知道而经常忽视的思路。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友人尚杰常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文史哲不分家”，说得很对。此外还有，从先秦到明清，越到后来，中国思想文化会通而融合的特性也越突出。例如宋明理学与心学吸纳佛老而成为新儒学，全真道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融通佛儒呈现出“三教合一”气象，明末清初大思想家方以智，以易道为基础融通佛老并注意吸纳当时传入的西学而推行“三教合一”等等。这种会通而融合之特性，正显示出悟性的“象思维”具有诗意联想而出新的原创性，也是中国思想文化得以“生生不已”的支撑与源头活水。从根本上说，这种思想文化对一切外来思想文化最终都不会排拒。如果说有排拒，如佛教传入中土后的种种“排佛事件”，那最后也归结为“不打不相识”。
        在这里，还要重提徐光启“会通以超胜”的思想。但是，今日中西之会通，必须强调重建中国文化本位，以中国思想文化为基础。否则，无真正会通可言。因为，与传统思想文化断裂后，几代中国学人，连传统思想文化为何物，都已经“集体失去记忆”，那还谈什么会通呢？其结果，只能跟在西学后面，吃“拿来主义”现成饭。我们展开“象与象思维”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找回“失去的记忆”，把上世纪初在开启西方理性概念思维之窗时关闭的悟性“象思维”之窗，能重新开启。从而，能在真正会通中，实现中国思想文化的复兴和创新。为此，需要从各个角度对于久违了的“象思维”加以研究与揭示。本期“象与象思维研究”专栏的四篇文章，就是这样的研究与揭示。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祥龙《概念化思维与象思维》与尚杰《从中西语言差异追溯中西哲学差异》两文，都是在比较中探讨中西思想文化何以本质不同。中西思想文化直接的支撑是各自的思维方式，而语言又是思维方式的支撑。所以我品读完这两篇相当有分量的文章后，感到所受启迪良多。两文之思，不约而相衔接，形成内在有机联系，令我惊喜，而各自分析的具体深刻，又令我折服。
        祥龙文揭示出概念化思维，“作为传统西方哲学的主要方法论倾向”，其 “致思意向是普遍化的、静态化、高阶对象化和事后反思化的”，以及“概念思维是不生成意义的（non-meaning-generating），而只限于对已有意义的规定、组织和系统化，可称之为安排意义的（meaning-arranging）理性活动，一般称之为理智（intellect）”。可以说，这是中国学界目前对西方概念思维最深刻的反思。同时，他在比较中，借助现象学方法对“象思维”的揭示，也非常有新意。他指出“象思维”，“其特点是一种原发性（original genesis, urspruengliches Ereignis），而非能安排的能力。首先，它是一种可简言之曰：在‘做’中成就‘做者’、‘被做者’和‘新做’的思想方式，或者说是在相互粘黏与缠绕中成就意义与自身的思维方式”。他由此而对“象思维”不同于概念思维诸特征之揭示，指出“象思维”具有整体原发性、非对象性、作为一种动态之“势”，属于不可还原为“有形/无形”之象，以及这种动态之象本身为“时性”之象，等等，也都是对“象思维”探讨的深化。祥龙这种研究，具有探询象思维与现象学沟通的意向。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中西思想文化融合之研究。很值得玩味。
        尚杰文则通过揭示西方语言核心结构之“being”问题，指出：“ being决不单纯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它是逻辑、哲学、科学之根”。并在对此具体展开论述中，与没有“being”结构的汉语加以比较，因而能从根儿上，深刻地揭示出中西两种思想文化的本质区别。但是，现在的汉语，由于生硬地切入西方语言语法，却使汉语失去原汁原味，但也没有西化成西语式的汉语。不伦不类。虽然翻译成“是”的“being”，在白话文汉语中已经大量出现。但是，作为西方那样“是”的“being”结构，却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结构。它“在我们自己的文明传统之外”。其结果，正如尚杰指出那样：“我们既不能完全具有那种清晰的语法或语言能力（汉语的天性使然），同时又压制了我们古老的心理习惯，从而难以形成创造性的精神能力。”或者说，汉语的现状使已经我们不能在思想文化上独立提出自己的问题，所以只能跟在西方后面跑。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显然，没有现成的东西可用，而只有找回丢失的优秀传统。如尚杰指出：“当我们复兴自己的语言传统时，就会形成自己的新思维，也就提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问题”。显然，尚杰在这里提出一个根本性的复杂问题：传统与创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的思想理论价值，非常值得重视和研究。尚杰文中还借鉴前辈大学者张东荪许多论述，其中有许多被埋没的“珍珠”得以重见阳光，亦属文之亮点。
        明珠文《庄子的寓言之象与原创之思》，以“象罔”、“梦蝶”“游鱼”三则寓言展开具体分析，运思与笔法灵动。对庄子诸寓言，在分析中联想，又在联想中分析，把其超越言辨而体道之思和“象以尽意”的悟性，以及追求理想的自由精神，都收入笔端。从《齐物论》观之，庄子的辨析能力并不亚于当时惠施、公孙龙等名家。但是，庄子为什么不走名家之路，弃名取象，而以诗意的寓言来隐喻其思？原因就在于，庄子洞察到概念语言的局限，即不能把握动态整体之‘道’。正如明珠所揭示：“‘言’看似概念明白，逻辑清楚，但往往离开了事情的本真本然。‘言’可能在清楚明白、条分缕析中丧失其整体性、朦胧感，从而失去想象回味的余地，减弱其发人思考的诱因。‘言’也可能因为説白了、説死了而形成固定和僵化，‘言’还有遮蔽性与虚假性”。可知，只有流动与转化之象，能蕴涵事物的本真本然，能引思体道入道。但这种象，因其超常，为世俗崇尚言辩者感到怪诞，不能理解而拒斥。然而，如明珠指出：“正是这混合了怪诞和灵异的“象”，解构了人们关于“知”的“常识，创造了庄子超俗而又超常的思想”。“混沌、模糊、神秘，使庄子的寓言之象“横看成岭侧成峰”，难识“庐山真面目，从而却更加丰满，更加迷人。有些精粹的东西，只能藏在朦胧混沌之中，诱导人们一点点地悟。精粹的东西如果悟不到，你给他说白了也枉然”。这里明珠所谓“精粹”、“丰满”、“迷人”，就在于“道”之大化流行，使之永远处于“生生不已”而多彩可能的演化之中。对此，概念思维无能为力。相反，为了深入“与道为一”的事情本身，为了体味道之“精粹”、“丰满”和“迷人”，还必须悬置概念思维。
        秉江文《诗与象》，系时有感悟和义理颇深之文。内中不仅显示出从亚里士多德《诗学》到海德格尔诗论之古今贯通，而且显示出从亚氏《诗学》到《尚书》、《论语》诗论之中西融会。他通过诗言说之特质，把诗之为人类精神本源性，重笔加以揭示。如他所说：“诗之呐喊，是本真人性的喷发；诗之呼求，是寻求与终极神灵的对话；诗之赞叹，是试图对无穷宇宙的意义揭示。历史上史诗先于叙事诗，《诗经》、《荷马史诗》先于史书”。同时，诗之“简与朴”，还“是人类对其远古童真时代的眷念和回顾”。而诗能这样言说，恰恰在于诗具有“随象运思”或“意象双含”之含蓄性。诗总是以应然之可能性给人以希望和慰籍。但是，当代人只知追求“现代性”，已经离诗这种人类精神本源越来越远。我想，这或许就是海德格尔慨叹西方文化陷入“无根”境地之一种原因吧。秉江在展开其论述时，除了借多角度对象之揭示以深入诗魂底里，还着眼于诗与象在中国文化整体中重要地位之描绘。如他所说：“中国文化中的象是一种交织着多种意念的模糊集合体，有物象、卦象、意象和无形之大象之诸多意蕴。它意指某种概念又不拘泥于其上，在概念之内又悠游于概念之外，包容着诸多具象又渗透进诸多想象，有提一而引万之妙，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象是整体、模糊的包容，但其中又参与了某种意义的精要” （诗无达诂，诗意无限，原因在此——主持人引伸语）。秉江文多有诗笔，还点出诗之灵动而通于自由，读之发萌而有味，亦值得称道。
        以上，我把读四文一点粗浅理解和体会也写出来，一并奉献给读者。虽难免挂一漏万，但至少可以算作一种预先的交流。希望有志于思想创新的朋友，都来关心“象与象思维研究“专栏，参与讨论，给予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