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管理网_庄子的寓言之象与原创之思

【摘要】庄子何以主要以描述的方式塑造寓言之象，象征隐喻其哲学思想？为什么《庄子》弥读弥新，体悟不尽？至今尚未完全揭开这个迷。庄子无意于严谨的逻辑和系统的分析，而更在乎描述整体动态，诙诡谲怪的寓言之象，正是这种寓言之象完成了庄子的思想创造并抵达哲学之高峰。庄子寓言之象极富象征性、暗喻性、诡异性、神秘性和启示性，她是象的直观，悟性的艺术，更能代表东方文化神韵。庄子寓言的微妙在于把一切都隐在“象”中，又在“象”中启悟。她“生生不已”，与辨析性的说理方式相比，更具原创性与启迪性。
【关键词】庄子寓言象象思象境原创

       《庄子》“以寓言为广”，充满“荒唐之言，谬悠之说，无端崖之辞”，而就在这怪诞、神奇，玄妙，缥缈的“言辞”中，却包含着弥读弥新，体悟不尽的思想智慧，始终能给人们以启迪。《庄子》何以呈现出这种灵光和特点？何为光芒不熄，辉映万世？很遗憾，人们至今尚未完全体会和理解。如果我们不能真正理会这个问题，《庄子》原创之思想文化内涵就不能完全展现。惟愿在本题的研究中，能求索庄子魂灵于万一。
       《庄子》创造了众多“諔诡可观” 的寓言，象《达生》、《山木》、《田子方》等十余篇皆可谓以寓言连缀成篇。以描述的方式塑造寓言之象，象征隐喻其哲学思想，这种诗意表达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都是一种另类方式。为什么庄子主要以寓言之象来创建和表达其思想，而不主要借助概念逻辑分析来论证他的思想？是庄子不能抽象思维、思辩能力不够，只能“立象以见意”，还是庄子有意推开了概念和逻辑？顺着这些问题追下去，就可以找到事情的根源之所在。考察《庄子》可见，《庄子》虽然以寓言为主体，但也未完全摈弃议论文字。综观《庄子》中的论述文字，可以看到庄子高度的思辨水平。比如《齐物论》中关于“辩”的一段论述：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闇，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这段论述运用了假设推理，反复诘问，层层递进，在正反连续发问中，深刻论述了世俗之辩的偏执性、片面性、遮蔽性以及辩之是非的不确定性。其诘难之有力，推论之严密，就是今人的思辨论说也不过如此。战国时，《墨子》“十论”已表现出很强的逻辑性，《荀子》和《韩非子》在论述的绵密周详方面，亦为后人所称道，可见战国时代论说析理已达到很高水准。庄子作为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并非思辨水平不够，而是无意于严谨的逻辑和系统的分析。如果我们走进《庄子》，去触摸庄子那充满奇思异想的寓言，就可以发现，庄子是徜徉在“象思维”的境域中，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联想与思索。庄子不屑于一本正经的“庄语”，而更在乎描述整体动态，诙诡谲怪的寓言之象，这种“象”极富象征性、暗喻性、神秘性和启示性，留下巨大的想象与开发的空间。庄子的寓言之象更能代表东方文化神韵：她是象的直观，悟性的艺术；是超越概念的智慧，没有理论的思想。与辨析性的说理方式相比，更具原创性与启迪性。
一、“象罔”之象与体道之思
       “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天地》
        寓言将智力、聪明、辩论、混沌这些概念全部变成鲜活的人物，让他们去寻索黄帝丢失的“玄珠”。有知识有智力的“知”、明察秋毫的“离朱”、能言善辩的“喫诟”皆一无所获，而无知、无视、无言、无心的“象罔”却找到了“玄珠”。道家《老子》关于“道”的描述，多次用到“玄”字。诸如“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一章》），“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六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第十章》）由此推知“玄珠”乃“道”的象征，寻索“玄珠”为体道、得道之隐喻应该不诬。为什么“知”、“离朱”、“喫诟”皆“索之而不得”，独“象罔得之”？乍一看寓言只提出了“异哉”的疑问，没有给出答案，其实在“象”的描述中，已经包涵了对这一疑问的独特解答。木心说“哲学的最低层次：独特疑问。哲学的最高层次：疑问的独特解答”。此乃对哲学的独到体悟。庄子正是以寓言之象的“独特解答”，完成了他的思想创造并抵达哲学之高峰。
        体道、得道，“循道而趋”，“与道为一”，此乃庄子一贯之思想。那么，如何才能体道、得道？《知北游》中以“知”向“无为谓”发问，直接提出这个问题，并借黄帝之口回答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这种“无”所包含的超越“有”而归于“朴”的思想智慧，从逻辑的视角似乎难以理解，它也无法用逻辑来论证。“道隐无名”，庄子塑造了“象罔”，呈现出“无思无虑、无处无服、无从无道”的直观。“象罔”看似是个名，实则是个“象”。这种“象”非同于一般的“形象”，它既“有形”，又“大象无形”，它是通于道的“道象”。“象罔”“恍兮惚兮，其中有真，惚兮恍兮，其中有信”，它从不同层面凝聚、体现了“道思”、“道境”，本身就承载着丰富的内容。“象罔”象征着人类的“思”和“虑”尚未破坏本真本然的混沌、自然、素朴，包含着无执、无固、无蔽的虚静，“与道为一”，同时也喻示了入此境界方能体道、得道。“道可道，非常道”，“象罔”不言，它以“象”的混沌性、象征性启示人们去思去悟，使人在悟之中玩味、把握，化道入心。庄子寓言之象的玄妙和力量恰在于此。以“象”见意，由“象”而悟，庄子创造的这种品味方式，其启发之力，绝非概念分析，逻辑论证之所能为。
        人们习惯以“言”来説事论理，也相信“言”的力量。这里的“言”是指以概念、逻辑组织起来的“言”。“言”确有其力量，也确有其缺陷。老庄很早就发现了“言”的不圆满与悖谬，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一章》）， “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庄子•齐物论》）。之所以“不言”，是因为“言”则有失：“言”具有单向、平面性，言“阴”的同时不能言“阳”，言“白”则不能同时言“黑”，说一也许漏万。世间的事并不是阴则阴，阳则阳，白就是白，黑就是黑，良莠分明，好坏昭然，而是混一、复杂、模糊，多向的。因此“言”看似概念明白，逻辑清楚，但往往离开了事情的本真本然。“言”可能在清楚明白、条分缕析中丧失其整体性、朦胧感，从而失去想象回味的余地，减弱其发人思考的诱因。“言”也可能因为説白了、説死了而形成固定和僵化，“言”还有遮蔽性与虚假性。《庄子》之根本在于体道、传道。“道”自然素朴、混一包容，“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而又“无所不在”，焉能以“言”体之、传之？“喫诟索之而不得也”，意义丰富，其一指向就在“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另辟一条“不言”之路，以描述来塑象筑境，以此体道悟道、弘道扬道。庄子的寓言之象，以其整体、包容、、鲜活、灵动、隐约、开放，超越了“言”的悖谬。
        “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寓言之象是怪诞的，怪诞之中又带有一种灵异，正是这混合了怪诞和灵异的“象”，解构了人们关于“知”的“常识”，创造了庄子超俗而又超常的思想。“知”“离朱”“喫诟”代表了人类所具有的知识、智力、聪明、言辩、理性、科技等等，庄子有时也将它总括为“知”。人类越来越离不开“知”，借助“知”获得的发明创造也越来越多，世俗便以为“知”至高无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知”、“离朱”、“喫诟”的接连“不得”，震撼了世俗的神经，打破了“知”的神话，让人不得不去思索。“知不得”之象包蕴着“离形去知”、“绝圣弃知”的哲思，它启示人们，人类的“知”一旦伴随着贪婪的私欲、物欲，便会偏离自然之道而走向“知”的反面，即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借助“知”既可发展更快，也会刺激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一旦到了欲壑难填的地步，便会失去自我而成为欲望的牺牲品。“知”如果一味用在功利得失的算计上，便会使人狭隘、浅薄，思维僵化，遏制人的创造力。“知”所创造常常是积极与消极并存，有时甚至负面大于正面，比如网络、武器。只有弃绝那异化的“知”，“复归于朴”，使 “知”合于道，通于道，才能有“知”的积极创造。寓言以“知不得”而“象罔得”之象，包容了所有这些思想。“道”不能靠“灌输”，说教总是苍白无力的，只有启人体悟，道才能深入人心。庄子寓言的微妙就在于把一切都隐在“象”中，又在“象”中启悟。 “隐”却能更充分地“显”、更有力的启。这种寓言之象，虽然只是三言两语，几笔勾勒，但它所创造的思想能量却远远超过长篇大论之“言”。如此玄妙若非大智慧岂能得焉！

二、“梦蝶”之象与“物化”之思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齐物论》
        “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一问，按照常人的思维习惯，问的确实荒诞。庄子寓言的特点之一就在营造荒诞：以荒诞来创造和展现哲思，以荒诞来警醒和对抗世俗。《庄子》中“道在屎溺”、“颜回坐忘”“鼓盆而歌”“支离疏”“哀骀它”等大量寓言之象，都具有浓郁的荒诞色彩。庄子的荒诞，实质是以深邃之思创造的高超艺术，比起那些正正经经，它往往更真实，更贴近事情之本来面目。世上的事原本并不是非彼即此，非此即彼，而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即彼中有此，此中有彼，彼此相伏、彼此相倚，甚至非“彼”非“此”。庄周化蝶，蝶周不分的荒诞之象，正喻示了那和谐统一，混沌不分的本真本然。世界原本是个“一”，然“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总要按照私心偏见分出个三六九等，是非彼此。而俗见一旦形成，力量就非常强大。靠概念分析，一本正经地说理来摧毁世俗，便显得无能为力。因为世俗迷失在“分”之中，“寻常”不足以振聋发聩，庄子创造了荒诞的寓言之象，以胡蝶庄周的混沌不分，来冲击世俗“强分”“一定”的观念。庄子看到，世俗之所以强分彼此，偏执一端，是因为执着于“我”。他以庄周化蝶，“不知周也”的生动描述，凸现出“吾丧我”，通过这种“丧我”之象，消解世俗“知我”、“有我”的偏执，引领人们进入“我与天地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老子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老子•二十章》）。庄子的“不知周也”，与老子的“昏昏”、“闷闷”，异曲同工，都是隐喻一种混沌、素朴、自然、虚静的精神状态。在庄子看来，只有进入“物我为一，物我皆忘”的“无我”之境，才能实现那“栩栩然”、“自喻适志”的精神自由；心沉于朴的“昏昏”、“闷闷”，才能超越世俗功名，始终保持新鲜、敏锐的感悟力和创造性。俗人的“昭昭”“察察”太理性、太计较，太苛刻，太固执，这种各持所见，争执不已的“昭昭”“察察”，会在执着于“分辨”中形成僵化，从而失去自由精神和创新精神。
        “蝶周不分”之精髓在“万物为一”，“道通为一”。“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表面看似乎是讲“分”，但其深意则是在“变”和“通”。所谓“周与胡蝶则必有分”，隐含着每种人、事、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性，而这种个性和特性又不是僵死不变的。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中，而且这种变化是“无穷、无止、无常”，“终始无故”。万物由“变”而“通”而“为一”。如果站在道的高度，从宇宙整体的视角，就可以发现世上的事只有“不一定”是“一定”的，而“一定”往往是“不一定”的。人间的差别是非往往是根据某种“需要”人为设定的，既成的得失荣辱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作非彼即此的绝对判断，设定是与非的绝对标准，都是没有意义的。整个“梦蝶”之象，正是以生动神奇之变，混沌不分而又“必有分”，诗意地开启“物化”之思，启迪人们打破僵化、闭塞、偏执，“知分之无常，终始之不可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得失生死不入于心”，以达观和包容的态度去面对充满变数而沉浮不定的人生。
        “此之谓物化”看起来像是一个答案或结论，但其实并非答案，亦非结论。答案或结论需要清楚明白，“物化”则是模糊含混的。“此之谓物化”的“判断”，非同一般判断，它的意义不在下结论，而在启迪思考与探索。《庄子》中无论描述还是议论，常常出现一些意义模糊的词语，而且,这些“词语”都是在“此之谓”、“是之谓”等类似判断的形式之后出现，比如，“道枢”“环中”“两行”“以明”等等皆如此。它们乍一看是个概念性的结论，实则和“物化”一样，并非定义和结论。它们在本质上都具有“象”的性质，其根本意义都是在给人们一种道的指引。“判断”、“结论”往往都会固化意义甚至武断。庄子的寓言，正因为不作判断，不下结论而显得神秘，更能激起人们思索的兴趣和欲望。同时，它也由于意义模糊、含混而形成多重性、暗示性、开放性，能在人们的想象、体悟之中无限延伸、扩充其思想的丰富性、创造性。再者，庄子寓言因不作明确评判和定义，在理解上往往会产生“歧义”，这种歧义性则能有多种生发，并产生多层次、多指向的引发。混沌、模糊、神秘，使庄子的寓言之象“横看成岭侧成峰”，难识“庐山真面目”，从而更加丰满，更加迷人。有些精粹的东西，只能藏在朦胧混沌之中，诱导人们一点点地悟。精粹的东西如果悟不到，你给他说白了也枉然。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本不成问题的问题，庄子偏说“不知”。这里的“不知”，实质是用来质疑世俗的“知”。世俗之人总以为自己已知，庄子的寓言之象，却常常呈现出“不知”的姿态。庄子寓言中描写的“神人”，大都以“不知”的态度来面世，并发奇谈怪论：“不知深矣，知之浅矣”；“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知北游》）过去曾有人认为庄子是不可知论者。其实，庄子的“不知”是对世俗片面狭隘、自以为是的深刻批判，它包涵着深刻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不知到底是人梦中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一梦变成了人？这种“不知”，正是庄子对宇宙无穷，人的认识永远无法穷尽宇宙奥妙的深刻体悟。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人将只能耐心地永远走在没有结局的无尽认识之途上。即使科学不中断地继续进行几千年的研究，也不能向我们透露事物的终极原因”。世俗喜欢以“知”自居，恰恰显示出一种无知。庄子深沉的追问，意在启示人们不为井底之蛙，不作故步自封，打开视野，敞开心胸。庄子的“不知”，犹如打开了悠远的天窗，引领人们眺望高远，永不停止追寻的脚步。
         “梦蝶”之象，诗情画意，新鲜活泼，诡异缥缈，意味深长，我们已经悟了很多，说了很多，但还可以悟下去、说下去。那梦、周、蝶、化之象，似乎“生生不已”，一代代的人都在说，但谁也不敢说把它说透了，说完了。“象”本身就是创造源泉。庄子寓言的永恒魅力在此。庄子寓言之象的“道思”、“道境”，具有无限的包容性与开启性，绝非“一言可蔽之”。那“栩栩然”的蝴蝶之象，也完全可以看作挣脱现实，追求自由解放的象征。梦中之蝶犹如一个美丽的精灵，幻化着自由的理想，演绎着众生的希望。它是超越的，也是理想的。这种“象”点燃了自由之光，指引人们不断超越，去实现那自然、惬意、“自喻适志”的自由人生。
        “梦蝶”之象是庄子以神奇浪漫的想象和哲思创造的，“象”之中想象力是震撼人心的，它唤起想象力的能量也是巨大的。想象之力，决不可以小视。正是想象给人类插上了飞翔和超越时空的翅膀。想象最能刺激创新思维，当人在毫无拘束，上天入地的想象之中，往往就能冒出新思奇见的火花。想象越丰富，创造的可能越大。没有自由想象，创造几乎是不可能的。而现代人由于过于理性、过于现实，往往不屑于想象，甚至对想象有一种排斥。现在不要说诗意想象，就是一般想象力也在下降，这对创造性的遏制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庄子蓬勃的想象力对我们就显得尤为重要。庄子一方面通过想象创造思想艺术，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想象激发人的想象腾飞。庄子寓言之象在唤起人的想象，突破思维定式，激活僵化思维方面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借用法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加斯东•巴什拉的话语来做阐发并以此作结：“想象胜于意志，胜于生命的冲力，它是精神创造力的化身。从精神上来说，我们是由我们自己的想象创造出来的。我们由自己的想象所创造并且受想象的限定。因为想象划定了我们精神领域的最后限界”。

三、游鱼之象与自由之思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秋水》
        《庄子》一书随处可见以对话构成的寓言。对话的主人公有虚构的，也有历史、当时的著名人物。但即使是实有其人的对话，也不一定实有其事。这种对话是艺术的，其人其事皆实中有虚，虚中有实，为庄子构造的寓言之象。这里似乎什么也没有提出，它只描述了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的对话，而对话只就 “安知鱼之乐”来谈，且以“知之濠上”戛然而止。然而，这个以对话构造的寓言，似乎又提出很多很多。话里话外，多有谐趣，韵味无穷，可以勾起无限遐思、引发许多联想与思考。
        “鱼之乐”是庄子观“鯈鱼出游从容”的一种直觉，也是一种心灵感受。这种“觉悟”无法也无需用逻辑来证明。惠子却非要从逻辑上辩清楚：“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惠子要庄子明确告知人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庄子告之曰“我知之濠上也”。看起来是庄子偷换了概念，企图诡辩。过去也确实有人认为庄子是“诡辩家”。其实是惠子要辩，而庄子根本不辩。前引《齐物论》中关于“辩”的议论，已经看到，庄子认为言辨是不解决问题的，根本辩不清是非，也辩不出输赢。他说“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齐物论》）。这就是说欲进入“天府”，就要放弃“辩”的固执和偏见。换句话説，打破偏执、偏见才能进入自然、自在、自由的“天府”。庄子的“我知之濠上”，并不是回答惠子之问，而是以诙谐调侃来强调他的“悟”。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什么“诡辩”，而是言辩是如何被放弃的。“大辨不言”。庄子的“知之濠上”是非逻辑的，硬要从逻辑的角度去分析庄子，就会遮蔽庄子的智慧之光。把握“游鱼”之象，只能“悬置”逻辑思维，以悟性思维去体会。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惠子这一问，言下之意是，人知鱼乐从逻辑上讲不通。岂不知世上的事并非事事都能寻出个逻辑来，也不是事事都非得有个逻辑。逻辑上能説通的，不一定就是那个理，逻辑也不一定通情和通性。人一旦处处受逻辑所役，思想就飞不起来了，僵化就会产生，新思便会扼杀。因此惠子的“问”和“辩”，皆在道外：它引人离开体验、想象、诗意和悟性。庄子“请循其本”，则是要回到体悟、回到诗性，回到事情之本来。庄子之所以有意“偷换概念”，抛开惠子的“问”和“辩”，是因为他不想钻进惠子的逻辑套子中。钻进了人为设定的“套子”，一切便都“死”了。庄子的“请循其本”，实质是要从根本上打破“套子”。创造之思来自心灵的感悟，而不是来自于逻辑的分析推理。在逻辑的“套子”里产生不了原创之思，“悟”才能有思想创造。悟亦为道。庄子的创作，从来不从现成概念、逻辑出发，而是面对本真本然的“象”体悟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看到《庄子》这部伟大而永恒的思想艺术创造。阐释、分析、说明、论述、鉴赏，也可以提出新的看法、见解，作出新的解释、研究，但这种“新”，离原创思想还有距离。真正的原创，是指创造了一种思想、一种文化，一种精神、一种境界,《庄子》正是这样的原创。
        面对“鱼之乐”，惠施是要“辩”，庄子则是“参”。惠子的“辩”，是逻辑至上，执着于那个“理”；庄子的“参”，则为审美体验，感悟“从容”之乐。辩是没有意义、结果的，“参”却常常能“顿悟”、大悟。惠子的“辩”“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 ，《庄子•齐物论》说他“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庄子的“参”，颇有参禅之味，它是在“参”之中悟道，悟出了自由之神、自由之乐。“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世间觉”也就是“参悟”，面向“世间”的参悟乃为更为原本的创造之源。庄子不辩，根本是为了“悟”。庄子从“鱼之乐”“悟”出了“自由之思”，亦“悟”出了“游鱼”之象。过去常把这则寓言概括为“濠梁之辩”，这实在是对庄子的不理解。“濠梁之游”或“濠梁之悟”，方显得当。
        “鱼之乐”的实质乃游之乐，从容之乐，自由之乐。庄子对“鱼之乐”的“悟”，从根本说是由“鯈鱼出游从容”来感悟和思考人生自由。庄子不辨，根底也在要给人们一种自由之思、自由之乐。“游鱼”之象的基本精神乃是启迪自由之思，召唤一种精神价值，培养人的自由精神。自由之神在哪里？就在那“出游从容”的“象”里，或者说寓言的深意都藏在“出游从容”之象中。“鯈鱼出游从容”，仿佛诗歌之“兴”。“兴”以自然之象抒情感悟，意境深邃。“游鱼”之象亦如此。那“兴”那“象”都隐着许多体悟、感慨、性灵、引导和开启。游之从容，才有鱼之快乐、鱼之自由，人生岂不亦如此乎？打破“套子”才能“游”，超越世俗方得“从容”，“游”、“从容”之象都隐喻着自由之境界。整个“游鱼”之“兴”之“象”都在启发人们从中体悟自由之神、自在之乐，去追求那“从容”的自由人生。庄子的“悟”以“兴”、“象”来表达，其思想便进入艺术境界了。读诗而不能会其“兴”意，就与诗歌无缘了，同样读《庄子》而不能悟其寓言之象，就与庄子无缘了。
        自由是快乐之本，亦为创造之本。庄子对“鯈魚出游从容，是鱼之乐”的感悟，是关注自由，也是关注心灵，因为自由的本质意义是心灵自由。自由是人类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庄子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引了理想方向。直到今天，自由依然还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看来自由将成为人类永远追求的理想。“游鱼”之象的意义在于点亮了自由的灯塔。
结语
        《庄子》把对社会、人生终极问题的领悟、探索和指引，融入“瑰玮”、“諔诡”的寓言之象，这种超越“言”的诗意创造和表达，哲学与艺术的高度融合，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难以企及的独创性与高超性。在几个凸显《庄子》风韵的寓言之象中走了一遭，已经看到风光无限。从中可以感受到庄子的原创思想是如何产生的，它对培养人们的原创思维有什么启发，亦可以感悟到 “象思维”是更具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是原创之思想智慧的真正源泉。
        自现代以来，我们的逻辑概念这种理性思维越来越强，象思、悟性却越来越弱。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这种理性压倒了悟性，还在于现代理性的异化，即过于理性、现实、功利化，理想、信仰、想象、诗意等等被视为“虚无”，而被人们搁置、疏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既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又丢掉了中国传统的悟性、诗性精神。如果人们只习惯于在逻辑概念这种单一的理性思维方式里，那就难以引人进入“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的高境界。该清楚则清楚，该混沌则混沌；该逻辑则逻辑，该体悟则体悟，理性、悟性互通互补，才能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当今象思、悟性衰弱的情况下，庄子给我们提供的思想智慧，启迪意义更为重要。

作者简介：
李明珠（1955年），女，安徽合肥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中国道家文化研究。
象思维专家顾问委员会常委
此文为象思维国际研讨会特约稿件，同时发表于《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31卷
“象与象思维”研究专栏